花百万买理财亏损，老人“告赢”银行！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案例之一就包括王某诉工行北京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据悉，62岁的王某曾在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申购100万元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与70万元某基金产品，相关申购合同中标明理财产品为工行代销。

其中，基金产品的风险级别高于王某的风险承受能力，在申购时，王某同步签署了电子风险揭示书。不过，王某最终仅赎回约80万元，遂将银行告上法庭。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基金产品超出风险承受能力

相关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62岁的王某于工行龙潭支行签订协议，分别申请并购买了一款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金额为100万）和一款基金产品（金额为70万）。

《案涉产品申请书》上写明：“您投资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是银行存款，也不是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您投资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可能产生风险，无法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甚至投资本金也可能产生损失。产品的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工商银行作为代理推广机构，不以任何方式对投资者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作出承诺……”

同日，工商银行龙潭支行为王某出具的代理业务购买凭证显示，根据工商银行龙潭支行的测评标准，王某的风险承受能力为平衡型，王某购买的案涉产品风险级别为低风险，购买的基金产品为高风险，基金产品风险级别高于王某的风险承受能力。王某签署电子风险揭示书，后收取分红收益5万元。

2017年其申请赎回时份额约100万份，金额约80万元。王某遂起诉，请求判令该行赔偿本金约23万元、利息16万元并三倍赔偿68万元。

银行被判赔7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王某在诉讼请求中表示，2015年5月，自己想要在银行购买年利率6.1%的理财产品，但工行工作人员陈某告知该理财产品已经售罄，并向其推荐了另一款理财产品，保证产品年利率不低于6%，多了还可以再分红，且属于低风险理财，但必须购买100万，而且是封闭型基金，期间为一年，不能随时支取。

不过，陈某没有按照银监会的标准以及风险揭示书中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对原告进行风险评估，而是直接代其进行操作，评估为合格投资者，可以购买该产品。王某称，工行没有向其说明是工商银行代销产品、出示并说明风险揭示书、合同书，也没有对产品的名称、投资方式进行介绍。

王某出于对工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极度信任及工作人员陈某承诺的低风险，遂同意购买此款理财产品。此后，王某多次找到陈某及领导反映情况，陈某承认在推荐该产品是提供了错误信息，并承认是集中培训时向员工统一教授。

对于王某的上述诉请，工行龙潭支行则辩称，王某购买理财产品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对该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均是明知的。工行已经向王某尽到了详尽的说明及风险提示义务。

王某除购买作为中等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外，还购买了风险等级更高的基金产品70万元，该产品超过了其风险承受能力，但王某依然签字确认购买。工行没有实施侵犯原告财产权益的行为，王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工行客户经理在营销过程中有虚假宣传承诺。

对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再次上诉。二审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资产管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等均系银行依循的规范性文件或自身制定的格式合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相关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

此外，银行对王某作出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平衡型，但案涉金融产品合同中显示的风险等级并非均为低风险，该行违反提示说明义务，未证实购买该产品与王某情况及自身意愿达到充分适当匹配的程度；未能证明其已经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当面测试并向其如实告知、详尽说明金融产品内容和主要风险因素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同时，王某有投资理财经验，应当知晓签字确认行为效力；本案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导致，王某亦应对投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判决银行赔偿王某7万元。

最高法解释称“首案效应突出”

本案典型在哪儿？最高法给出了三点解释：

第一，明确规则尺度，保护老年人金融消费安全，首案效应突出。本案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后首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案件之一，指出银行应就投资者的年龄、投资经验、专业能力进行审查并考虑老年消费者情况等，对老年投资者应给予特别提示，结合民商事法律、《会议纪要》精神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和金融消费者注意义务等判断标准。对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合法、安全的投资理财消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回应人民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时代发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针对老年群众的金融理财产品层出不穷。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贯彻到审判中，妥善处理和回应金融产品消费与信息化结合中产生的新问题，贯彻民法典立法精神，保护老年消费者的契约自由，为构建良好金融市场秩序、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树立典范。

第三，践行司法改革，创新审理模式，助力社会治理。本案适用百姓评理团辅助审判，更好地结合法官专业性和公众的价值理念。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同时指出，要发挥案例引导作用，多维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典型案例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也能有效引导社会公众更好地知法、守法、用法，传递鲜明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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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普法综合整理，部分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广州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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